本文刊載於《藝術收藏+設計》132期09月號
今年夏天柏林暑氣蒸騰，甚至已飆至37度高溫，走在街道上連汗水都要蒸發。幸而今年第十屆柏林雙年展「我們不需要另一個英雄」（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的規模並不大，少了戶外的作品（讓人在這種天氣底下鬆了一口氣。）總計只有五個美術館場地：Akadmie Der Kunste(ADK)、HauHebbel Am Uffr(Hau2)、柏林現代藝術中心(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Volkbuhne Pavilion(VP)、ZW/U-Center For Art and Urbanistics(ZK/U)。其中Volkbuhne Pavilion僅包含了一件裝置作品，而Hau Hebbel Am Uffr(Hau2)劇場則作為活動以及表演場地作使用。其餘五十多位藝術家的作品則被聚集於其餘三個場地之中，約莫一至兩天之間就能全部逛完。
「我們不需要另一個英雄，我們不需要回家的路。」美國女歌手蒂娜·透娜（Tina Turner）充滿反叛性的歌曲這樣唱著。以此為出發點，Gabi Ngcobo所領導的策展團隊，傳達反對個人主義式的英雄崇拜，進而肯定「集體」的概念。在Frieze的訪問中，其中一位策展人也對記者表示，這個展覽對於「不同的知識和權力配置更感興趣，因為這些配置能夠引發矛盾和複雜化。」展現出他們不畏懼太過尖銳的宣言可能引發的大眾觀感，堅持多元的聲音，以及重新爬梳、檢視歷史的強烈企圖。視覺設計裡，圖像無限的粉紅叉叉即傳遞出層層否定的意味。在展覽中黑人藝術家的比例明顯居多，或許也能被視為是一種對於策展理念，對於跨文化身份的宣示。
在眾多的作品之中，Thierry Oussou展出的考古挖掘作品「一切都有可能」（Impossible is Nothing），雙重的否定標題，很能作為展覽主題的體現。錄像以及現場展示的土塊殘骸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表演。他委託雕塑家朋友伊萊亞斯・博科（Elias Boko）製作屬於十八世紀國王寶座的複製品，並於2015年將它偷偷埋藏起來，次年領著一群學生將它們挖掘出來。原本的寶座是屬於非洲的貝寧共和國的末代國王所有，現今該國則與其殖民母國（法國）之間爭取物件
的所有權。藝術品歸還的議題仍在後殖民的討論中沸沸揚揚，尚未被解決，一場模擬式的表演同步上演。玩弄象徵著科學與真實的考古學，這樣的創作手法不禁也讓人想起馬克·迪安（Mark Dion）在二十世紀初所做的泰晤士河挖掘計劃。反諷著政治現實，實踐真實與虛幻，並打開敘事的可能性。
柏林現代藝術中心從1998年起就作為每屆雙年展的主要場地，今年容納了將近二十多位藝術家的作品。其中南非藝術家Dineo Seshee Bopape的計畫佔據了一整層樓的中央，成為整個雙年展的注目的焦點。橘紅色的光透過窗戶照射進來，照進地面上的石礫殘骸如同宇宙洪荒。由瓦愣紙板所製成的巨大圓球懸掛於中間，一旁的水桶接著由上滴落的水滴。或立或躺，散於各處的錄像螢幕播放著與她合作的藝術家的表演紀錄。在她最新的錄像中，更結合了對南非政治的揭露，與黑人女性身體權的議題。走進博物館地下室，詩人藝術家Fabiana Faleiros的現地創作「手淫酒吧」（Mastur Bar）佔據視野。這個三年的巡迴酒吧計畫，被黑人女歌手唐娜・桑墨（Donna Summer）的歌曲I Feel Love啟發。展廳中觀眾們在地毯上或坐或躺、或盤據吧台，在灰藍色調的燈光下用耳機聆聽這個游移式酒吧的科幻故事。在慵懶的氣氛中，它爬梳女性私密的身體的歷史，在耳邊喃喃訴說。
如此「集體」的概念在雙年展選件中反覆出現，而說書（storytelling）也成為作品創作的方法之一。其他諸如葡萄牙藝術家Grada Kilomba的雙螢幕說書影像（分為一個旁白螢幕，以及無聲的表演錄像），以及托尼·科克斯（Tony Cokes）在昏暗的地下室展場的呈現。他讓觀眾看著老式電視機螢幕和聽著搖滾樂，閃爍著刺眼顏色的螢幕播放著美國六零年代暴動的新聞媒體報導片段。動態影像、戲劇與音樂，族群們集體的故事被用不同的敘述方法述說。另一作品的例子或許更加強烈：今年入圍英國泰納獎的年輕紐西蘭藝術家盧克威利斯湯普森（Luke Willis Thompson），作品剛於英國倫敦The Photographers Gallery展出。同件錄像自畫像（Autoportrait），也在雙年展說於柏林現代藝術中心現身。這部寂靜無聲的黑白膠卷錄像聚焦在美國黑人女性雷諾茲（Diamond Reynolds）的身上。在2016年時她的伴侶在開車途中遭到警察誤殺，目擊整個事件發生的她，悲痛之餘將其發文在臉書等社群媒體上，造成了全球廣大的迴響。藝術家進而與她聯繫，進行了訪談。成品的錄像企圖在悲劇之中存留線索，可以視為對於「正義」的一種反叛。藝術家將其個人的故事納入電影史之中，單一的事件因而成長至一個高度，成了歷史中的一筆，亦如為代言式的集體發聲。
書寫歷史可以是到達未來的一種方法，雖然在現在的此時，並無法得知它將對以後所造成的影響，但這是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唯一事情。「我們想要的只是互相詆毀以外的生活。」蒂娜·透娜重複唱著的副歌裡，表達得再直白不過。除了上述的作品之外，仍有許多排除西方主流文化下的選件，從身份、族群與性別的角度切入探討歷史與正義議題。這使得非特定族群、有同樣歷史背景的觀眾，在這個雙年展獨特的有些難以進入語境，然而，這或許也是策展方推翻並書寫新歷史的一種創作手段。回應著柏林這座城市的國際人口、多元種族與文化。策展方想訴求的是一種集體的共和，以及在歷史上被隱藏的聲音的現形。混亂有理、正義則有各種的可能性，這是「我們不需要另一個英雄」的原因。